我觉得，人家找你坐下来谈谈，怎么能要钱呢？就像一个骑惯自行车的人突然改骑平板车不会拐弯那样，我就是不会开口谈钱。
本文摘自：《书摘》2014年10月1日，李敦白口述、徐秀丽撰写，原题为：《李敦白：热爱中国的美国人》
我是一个美国人，今年九十二岁。我热爱自己的美国人民。同时，我在中国生活了三十五年，并且，从1946年到1980年回国为止，我参加了中国的社会生活和中国共产党。可以说，我是一个“热爱中国的美国人”。
1977年底获释后，很长一段时间感觉迷迷糊糊，医生给我打维生素B12，有些作用，但主要还是靠工作，沉下心来工作，也就慢慢恢复了。这是“工作疗法”。出狱后我没有回广播事业局，我到了新华社。基本工作一样，改改稿子，上点新闻学的课，翻译一些大文章，还有就是给领导做顾问，出些点子。
自从我到延安之后，一直到第二次出狱，从来没有想过要回美国，我想我会终老中国，把我的热情，我的才情，我的深情毫无保留地献给中国，没想到，1980年初我就回美国定居了。
是回去的时候了
从1945年来中国，到1980年回美国，中间整整隔了三十五年。多少岁月过去，多少人事变幻，我在中国有过贡献，受过迫害，出来了，解放了，应该可以安享晚年，而我在美国什么都没有。他乡已成故乡，故乡却早变他乡，怎么又动了归去的念头呢？这其中有几重原因。
首先是我对当时金钱至上的现实不能适应。与社会隔离了十年，出狱之后，我没有多少变化，社会却已大变，我们已经不能相互适应。我的思想比较僵化是问题的一方面，另一方面则是这个社会显然染上了我早年深恶痛绝的病态。
最早的惊讶，来自辅导别人学习竟然要收钱。我们家老二正在学世界语，有个朋友是世界语专家，他有时晚上来家里辅导孩子学习。有一天他突然跟我要钱，把我吓一跳，我以前辅导过多少人学英语，从来没有收钱的事，如果要钱，别人准把你当神经病。真是不可思议。后来我发现，这是普遍的现象，什么事都要钱。
1978年春节，又发生了一件事。宾馆进了一批高档酒供应外国专家，却被服务人员偷偷卖掉，这要放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，卖一瓶都不可能。我们单位的副局长兼党委书记就因为收了人家一只鸡几条鱼被撤职，送到乡下去了。非常严格。
还有这么一件事对我刺激很大。当时的商业部长王磊多次到丰泽园饭庄吃饭，招待亲朋好友，消费款只付一个零头。这件事，现在看来也许不算什么，但在当时却非同寻常，我本人把这种行为视作贪污。丰泽园饭庄的一位年轻厨师给中纪委写信反映这一情况，中纪委通报批评王磊，表扬年轻厨师，《中国青年报》在头版头条发表通讯《敢于向特权挑战的人》，将此事公之于众，点名批评了王部长，并配发社论《改革者，鼓起你的勇气！》。文章见报当天，王磊即向中纪委作了书面检查，承认错误，愿意补足少付钱款，还请求党纪处分。这是一件及时端正党风的好事，但公开批评部长的做法引起了《中国青年报》主管部门团中央以及商业部的上级部门国务院某些领导的不满，最后甚至惊动了邓小平，报社和记者均受到压力。听说王部长原已提出辞职，最后不了了之。
“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”是这样一件事。1980年1月21日，这个日子我至今记得很清楚，胡耀邦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传达邓小平的指示，说有些问题，如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的问题，以后报纸上不允许讨论，报纸就是宣传党的政策。我当时在新华社，还能看一些文件，看完这个文件，我就对玉琳说，看来我们该走了。很快，3月17日，我们就离开了中国。
我后来常回忆思考这段历史，觉得自己不一定对。我也听中国的朋友讲，不讨论姓社姓资对改革开放起了保护作用，应当肯定。不过，我认为“不争论”即使在当时可以理解，时至今日，无论如何不应该再坚持了。
历史在这里拐了一个弯，它的理想、目标、途径都与我年轻时代所追求的不一样了；在这个拐弯处，我选择了回到我的出发点，而不再像前几次那样顺流而下。
我对新时代产生了深刻的疏离感，不过，有一件事不曾改变，也不会改变。从斯坦福大学受训开始，我就无比热爱中国，想在沟通中美两国关系方面有所贡献，也就是聂荣臻司令员在张家口对我说的“架桥”。我大半辈子都在中国做这个桥梁工程师，现在看来我在这边已经无能为力，那就试试到另一边，继续架设这座桥梁。
从此岸到彼岸
一说回去，回去的问题就摆到了眼前。首先，我的护照已经在赴延安途中丢失。我把护照放在一个小布包里，把布包拴在马鞍上，不知它失落在晋西北的哪一个角落。在中国这么些年，从来没有回美国的念头，我甚至从来没有想过家，所以也一直没把这当回事。我去了秀水街的美国大使馆，签证领事塔斯克说，按照规定，我得问你一些问题。他问我，来中国之前，是否跟美国政府发生过法律上的问题？我说有。他问什么问题？我说跟你们伍德柯克大使参加同一个工会，被抓住坐过牢——伍德柯克大使当过汽车工会主席。他又问到护照。他问你原来的美国护照呢？我答丢了。他再问你是否做了认真的努力寻找？还没等我回答，他自己“扑哧”一声笑了。大使馆发电报给美国国务院，请示是否可以给我发护照，领事给我看了回电，说某某人既然没有犯下足以导致其丧失美国公民身份的错误，可以给其发护照。
虽然离开了三十五年，回去之后倒没有多少不适应，没有受到“文化冲击”，这要归功于我一直从事宣传翻译工作，一直读美国的报刊，所以对美国的情况并不陌生。美国人一般也没有把我当作“逆子”看待，他们最关心、最感兴趣的是，我是怎么活过来的。一个人被单独监禁十六年，还能正常，对他们来说不可思议。不久前，《华盛顿邮报》还约请我写文章，谈我被单独监禁的情况，目的是为了推动废除美国的单独监禁制度。从1981年开始，一直到现在，我不断地在公司、大学做讲演，听众一直关心我的个人经历，对中国的兴趣则随时间而转移，现在最关心的是怎样在中国投资，知识产权能否得到保护，还有人权问题。
我一生被“特务”、“间谍”的阴影缠绕。1979年我刚回美国时，住在纽约我姐姐家里，有一个同乡记者，他跟情报部门很熟，对我说，你们说话小心点，FBI窃听你们的电话。我说，你告诉他们，如果有什么地方没有听明白，让他们告诉我，我给他们重复一遍。我才不管它窃听不窃听。
我讲一个更大的笑话。我们现在冬天在阿里桑那度过，我在那里参加了一个小型的午餐会，里面的人一般都很右，有大公司的一把手，有情报机关的二把手、三把手，都退休了，大家在那里避寒。我发现这些人，至少有部分人，认为我本来是他们的人。因为我是随美军去的中国，后来又在中国长期坐牢，他们以为我一定是美国特务。前不久，其中有一个人突然给我打电话，说他刚从华盛顿回来，参加OSS的一个纪念会，说“我们谈到你的经历，我们都很尊敬你”。我说你们尊敬我什么？他说我们吃一次午餐吧。那就一起吃饭，他说：我们都很佩服你，在中国干了这么久。我说，我告诉你，我从来不是OSS，也不是CIA。他说：我们知道，我们知道，你是单干。他不相信。既然说服不了他，只好随他去。玉琳开玩笑说，那好，你跟他们要十六年的工资吧。
说远了。总之，精神方面或者说文化冲击方面的问题可以忽略不计，真正严重的问题是谋生。我二十四岁离开美国，此前除了上学，就是从事劳工运动，从来没有“工作”过；在中国，我和那个时代的所有人一样，是个彻头彻尾的“单位人”，什么都由组织管，坐牢就更把一切交给国家了。想不到的是，从五十九岁开始，我得为自己的生计操心。
你们最需要的是：我！
有一次，我到旧金山讲演，听众里面有一个人，是电脑天地的老板，这家公司当时销售电脑排名世界第一位，老板是位亿万富翁。他向我作了自我介绍，我们也相互留了联系方式。过后我也就忘了，不可能跟一位亿万富翁打什么交道。不想，一年之后，大概是1983年8月，他打电话来了，说中国电子工业部的一个代表团将访问他的公司，他没有中文翻译，当地只有一个日本人做中文翻译，不过，由这个日本人翻译，他又觉得不放心。他想请我做翻译和顾问，就几天。好，没问题。
回美国之后，我给一些公司老板做过咨询，但我从来不会要钱，我姐夫骂我笨蛋，说他们要利用你的知识赚大钱。我觉得，人家找你坐下来谈谈，怎么能要钱呢？就像一个骑惯自行车的人突然改骑平板车不会拐弯那样，我就是不会开口谈钱。这一次，我说要钱给你们看，跟老板说每天五百美元，这对我是个大数字，实际上并不多。老板说没问题，我就去了。
会谈在旧金山一家大酒店举行，中国代表团和美国公司要员相对而坐。中方共十一人，团长是电子工业部的副部长李瑞，二把手是王震的儿子王之。一开始，双方先介绍己方成员，介绍完毕，老板对我说，你跟他们说你的中文名字。我有点犹豫，因为当时我在中国是一个有争议的人，不知道他们会怎么看。没想到，我一说我的中文名字叫李敦白，李瑞马上站起来，绕过桌子，走到我身边，给了我一个拥抱。他说，这次到美国，如果别的什么事都没有办成，仅仅认识了这个人，那也够意思了。他还说，1946年在张家口的时候他就听说过我，当时他在附近的农村，很想认识我，但没有机会。
谈判是王之做的翻译。李瑞提了一个建议，电子工业部和电脑天地合作，在中国各大城市开设电脑销售机构。老板没有任何反应。当天晚上，老板宴请各地分公司的经理，也请我去了。他问我，你觉得今天下午的谈判怎么样。我说，我认为，这是在浪费你的钱，也是在浪费我的时间。他问为什么，我说，中国部长提出了非常积极的建议，我认为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机会，但是你没有半点反应。他惊讶，建议，什么建议？我就把李瑞的建议重复了一遍，他马上说，你立即给中国部长打电话，说我明天早上就会有积极的回应。结果，第二天就签了合同。
原来他没有听懂王之的翻译。有一种翻译，每一个词都翻译出来了，而总的意思却没有出来。我长期在中国，听得懂王之的翻译，而且压根没意识到老板会听不懂。这叫作习焉不察吧。
谈判完成，要回纽约了。老板问我，要实现这个合同，我最需要的是什么。我毫不犹豫地说：我！老板说好好，我让我的国际总裁跟你谈具体条件。我想这下子王玉琳会满意了，我终于敢开口说了。我要了年薪十万，外加工作经费，签了终身合同，职位是公司的副董事长。不久，我们全家搬到加州，从此再无钱的忧虑。
李敦白有限公司
1985年我们离开了电脑天地。离开公司之前，玉琳给中国办了件大好事。公司积压了大量电脑，她建议赠送给中国一部分，后来落实了三个单位：北京九十六中学、残联下属的康华公司以及上海的一个学校，各赠送一百二十台电脑和一百二十台打印机，并开设培训班，教给他们电脑操作和维修技术，为中国电脑行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。
离开电脑天地后，我们加入了一个顾问公司，承担中国分公司业务，介绍投资公司到中国，干了一年半。1989年，我们创办了自己的公司，“李敦白有限公司”，为中美经济来往提供中介服务，把美国资本介绍到中国投资，同时为中国公司提供美国市场和合作方的情况。
中国开放市场初期，中外情况隔膜，互信不足，问题很多。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，有两个美国公司与中国签了四十亿美元的合同，连方毅副总理都签字批准了。中方合作者委托我们查一下这两个公司的情况。这在美国很容易，只要查它的交税记录就可以了。一查，好嘛，一个公司全部职员只有一个人，就是它的董事长，另一个比它大一倍，董事长之外还有个秘书。完全没有交税记录，因为压根没赚过钱。
所以，跨国生意很容易上当受骗。根本问题是你得了解跟你打交道的人。在美国企业界，天天讲三C，就是character，品质,competence，能力，connection，关系。第一个就是品质，如果这个人是个骗子，你跟他谈什么！你得查他以前是不是守信誉，讲道理。在美国，查一个公司的历史记录还比较容易，只要打电话委托一个律师事务所，很快能查清楚，中国不一样，你只能依靠朋友，通过一个可靠的朋友，请他介绍他信任的朋友，所以connection特别重要。但也正因为如此，说容易也很容易。我们很重视客户的选择，做咨询二十多年，从来没有失败的案例，除非相关公司因自身的原因出了问题。
1993年，在做公司的同时，我又应聘到我的母校北卡大学教书，历史系，而且是正教授，讲中国历史和中国哲学。有一年还被评为最受学生欢迎的教授。当时中国学生只有从台湾来的，没有大陆学生，他们反映，对大陆的情况一抹黑，什么都不知道。1997年，我从北卡大学辞职，搬到西雅图定居，但还经常到北卡大学做讲座，同时在华盛顿大学等处讲课，讲演社也仍安排我的讲演。现在已经不做公司了，虽然还以个人身份给一些老朋友做咨询，但基本上进入颐养天年、反刍人生的阶段。
（摘自《我是一个中国的美国人：李敦白口述历史》，九州出版社2014年6月版，定价：38.00元）
